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Labubu狂欢！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

潮(cháo)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浙江自然博物院(bówùyuàn)库房。 一只玻璃瓶，酒精泡着几颗白色(báisè)的螺。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黑色字迹，有拉丁文，还有中文(zhōngwén)：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xiàxún) 董聿茂 先生采。 转过瓶身看标签：纵肋织纹螺(luó)。 这是(zhèshì)一件1936年的标本。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以下简称自博）工作了28年(nián)，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董伯伯”采集的标本，几分钟后(hòu)，同事发来一张表格，文件名：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juānzèng)标本。 另两件“日本(rìběn)大鲵”的标签上，标注：抗战。备注：董聿茂(dǒngyùmào)先生从日本带回。 今天知道“董聿茂”这个名字的人(rén)，已经很少了——他的同事，你可能(kěnéng)更熟悉：施昕更，良渚遗址发现人。 7月6日是(shì)第6个“杭州良渚(liángzhǔ)日”，明天就是7月7日，88年前的这天，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的命运(mìngyùn)，同样，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 可以说，没有董聿茂的支持(zhīchí)，就不会有《良渚》报告的问世，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zìrán)博物院。 但是，在本次(běncì)采访之前，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suǒyǒu)了解，几乎只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 “我进馆里时，董(dǒng)聿茂先生不在了，时间已经不等我们了。因为你来采访，我去档案室查(chá)，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马磊很着急。 今天，我们如何寻找董聿茂(dǒngyùmào)？ 前几天，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碰到考古所的朋友，开玩笑：这个(zhègè)过去是我们(wǒmen)放“僵尸”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 1998年1月6日，浙江自然博物馆在(zài)教工路71号(hào)开馆，2007年11月8日闭馆，2009年7月搬到(dào)(dào)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现在省考古所的“碉堡楼”，就是老自博展厅。一楼恐龙陈列，有毛氏峨眉龙，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gāo)，还设了一个夹层。二楼海洋动物陈列厅，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 教工路“碉堡楼”，过去(guòqù)是自博陈列馆，现在为省考古所 马磊记得，“碉堡楼”每层都挂(guà)着科学家的(de)油画，请中国美院的学生画的，大概500块钱一幅(yīfú)，有沈括，有杨钟健（古生物学家），有达尔文。 一楼大厅(dàtīng)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挂着董伯伯的油画。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shàng)，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岗的(de)职工，这件事一直做到他快90岁。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dàjiā)拜完年，还要做一件事，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 她站在边上看着，很感动。那时，对(duì)这个油画里的董聿茂，她几乎不了解，只知道，他是老馆长，著名的动物学家。但毛(máo)爷爷为什么(wèishénme)对他那么敬重？ 毛昭晰后来常常想起(xiǎngqǐ)那块始祖鸟模型。 西湖博物馆，是他(tā)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那块模型，就放在董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jiàocái)陈列室里。 董(dǒng)伯伯，从小他就这么叫。 毛昭晰的爸爸毛路(máolù)真和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三四岁，爸爸就(jiù)带(dài)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 但他对进化论的(de)最初知识，就来自这件陈列室：“董伯伯(bóbó)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jìnxíng)科学知识的普及。” 毛昭晰出生那年，1929年6月6日，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分“八馆二所(suǒ)”，其中博物馆(bówùguǎn)设水产部(bù)、植物部、动物部、昆虫部、（广西）瑶山部、矿产部及动物园等。博览会闭幕后，当局决定成立“西湖博物馆”，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动植物(dòngzhíwù)和工艺等方面(fāngmiàn)的展品，供民众永久参观及研究。 同年11月，西湖博物馆成立，首任馆长陈屺怀，馆址选择在(zài)杭州西湖孤山(gūshān)南麓平湖秋月、中山公园之间，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孤山馆。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 那年，董聿茂正在日本(rìběn)留学。 1928年3月，他获得京都帝国大学(dàxué)动物学系学士学位。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继续(jìxù)深造，攻读甲壳动物学，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bóshìxuéwèi)。 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huíguó)。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日(lǚrì)中国学人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jiānshì)。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提前回国。 1930年7月，33岁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rìběn)回到了阔别(kuòbié)11年的祖国。 受陈屺怀的(de)邀请，他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 此时的(de)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自然科学部、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sānbù)一室组成(zǔchéng)。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中国台湾的标本，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 但是，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shōucángpǐn)，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biāoběn)(biāoběn)和一个鲸头骨标本，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起来，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 1931年初，他带着自然(zìrán)部的青年人(qīngniánrén)先在浙江天目山和(hé)宁波天童采集(cǎijí)动、植物标本(biāoběn)，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历时近一年。之后，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西康，那时候交通很不便，却运回牦牛、羚羊等大型标本，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并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 儿子董振一，今年92岁，他记得，爸爸去大西北(dàxīběi)采集标本，有一次从(cóng)马上摔了下来，受了伤。他回家，却带回来一只猞猁，活的，把垫着的帆布都撕烂(sīlàn)了。 1933年，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他知道(zhīdào)仅靠馆里(guǎnlǐ)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以丰富馆藏，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袋鼠、鸸鹋、大极乐鸟、湾鳄、泥螈(níyuán)、日本大鲵、堪察加拟石蟹(nǐshíxiè)等珍贵标本。 1934年(nián)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一排C位为董聿茂 1935年中国(zhōngguó)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chénglì)，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用(yòng)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yīchuáng)双层砖木结构的新式展厅——动物陈列室。他与秉志(yǔbǐngzhì)、寿振黄、朱洗、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动物学杂志》。 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董聿茂对小毛(xiǎomáo)说，他每次下乡都会有很大的(de)收获，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 1997年(nián)，毛昭晰在《怀念董聿茂教授》中写道，浙江(zhèjiāng)自然博物馆（今浙江自然博物院）的标本(biāoběn)馆里，还保存着六十多年前董伯伯亲手采集(cǎijí)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yīfèn)档案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 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yuánshīxīn)更 1936 年，杭州古荡，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玉泉(yùquán)校区，要建造(jiànzào)杭州第一公墓，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引起了筹备中(zhōng)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 经卫聚贤倡导，5月 31 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hé)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de)(de)试掘。本来，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发掘(fājué)的原意，是让他绘图记录(jìlù)发掘的地层，但施昕更“不务正业”，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shíqì)后，觉得太熟悉了，在他的故乡良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他觉得应(yīng)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古荡试掘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除了石铲之外，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 董聿茂和卫聚贤在杭州古荡遗址(yízhǐ) 11月3日，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池塘，因农民戽水灌田，池水已干，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bèng)的碎片，因为(yīnwèi)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céng)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 “这些(zhèxiē)东西很古，说不定是一个重大发现，你要好好钻研一下，不懂时，可以找些资料(zīliào)看看”。董聿茂说。 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得考古(kǎogǔ)报告《城子崖(yá)》一书，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才知道这是一种黑陶碎片。他(tā)捡到的陶片(táopiàn)有石器在同处发现，而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状况也是如此，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认为良渚很(hěn)可能与城子崖一样，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他跟董聿茂说，准备写一个报告。 “考古学虽不同于(bùtóngyú)生物学，但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董聿茂鼓励他，这是一件了不起的(de)事，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不要发(fā)空泛的议论；画图上要从实物进行摸测，搞清其厚薄变化。 1984年，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dúlì)建制，韦植(wéizhí)是第一任馆长，今年96岁。他(tā)说，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zhuānjiā)，但对地质、矿产(kuàngchǎn)、植物以至(yǐzhì)历史、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充分支持。有一次，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标本，半个月(yuè)前，先生就叫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到柑桔场时，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回来后又要我写一篇(yīpiān)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哪有这等麻烦的事！现在理解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 同样，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fēichángzhòngshì)，由馆方依照当时(dāngshí)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gǔwù)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 1936年(nián)12月1—10日、26—30日，1937年3月8日一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bówùguǎn)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且，这期间(qījiān)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liángzhǔ)为中心的十余处(shíyúchù)遗址。 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中唯一的(de)田野考古，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kēxué)考古发掘。 1937年4月，施昕更(gèng)已经写完了《良渚》报告，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hěn)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的(de)中国科学公司。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必须南迁。董聿茂把图书资料、仪器(yíqì)、工具和日本(rìběn)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标本装箱先行运往后方(hòufāng)。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le)重新编写，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 八·一三事变(shìbiàn)后，江南局势日益紧张，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董聿茂和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chénxùn)慈教授一起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两个(liǎnggè)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 许绍棣对这(zhè)两位学者(xuézhě)拒而不见。许多年之后，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依然气愤。 两位学者(xuézhě)只得另谋出路。 陈训慈到处奔走，筹集(chóují)了一些款把(bǎ)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图书馆的(de)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董聿茂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 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hé)标本先向富阳(fùyáng)、永康迁移。为避战火，3万余件珍贵植物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 而此时，《良渚》报告(bàogào)还在印刷之中。施昕更(gèng)独自暂避良渚，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 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断(zhōngduàn)，没有印成，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印刷用的底版）也无法(wúfǎ)带出。他不得不(bùdébù)抛弃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这份报告，绝不能丢——“科学工作(gōngzuò)者必须(bìxū)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他写道。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jìcún)良渚，自己带着一部《良渚》旧稿，赶去博物馆(bówùguǎn)所迁移的驻地，和董聿茂他们汇合。 此时，董聿茂带着(zhe)钟国仪、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毛树森(máoshùsēn)等馆员把博物馆迁到了(le)兰溪。一开始，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经由富阳、兰溪，到了永康只剩5人。 看到(kàndào)稿子完好无损，董聿茂决定再度印刷。 但是(dànshì)，战事紧张，馆里还有5人(rén)需要生活，只有两三百块馆费，生活勉强过得下去，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 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de)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wèizhòng)，要求拨款付梓。 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chūzī)印刷。 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zhǐnéng)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 于是(yúshì)，施昕更的(de)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wēnzhōu)，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 此时，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医治无效(yīzhìwúxiào)夭亡。 国难当头，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1938年秋，《良渚》报告终于(zhōngyú)由上海(shànghǎi)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公之于众(gōngzhīyúzhòng)。 毛昭晰(máozhāoxī)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的《良渚》报告 杭州沦陷期间，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后(hòu)，拒绝在敌伪馆内工作，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87年去世。几张抗战内迁(nèiqiān)老照片中的(de)唯一(wéiyī)女性，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2001年去世，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就是她参与做的。 1938年春，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度被迫(bèipò)缩小编制，施昕更(gèng)无法再留下来，只能解职。他原想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但(dàn)因学历太低，没有申请成功。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 1938年五六月间，施昕更投笔从戎，担任(dānrèn)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直到(zhídào)生命最后一刻。 “最后，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dìèrcì)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dírén)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卷首语最后一段，他这样写着，等待再次(zàicì)回到(huídào)良渚。 1939年5月29日下午，施昕更在瑞安县立(lì)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qùshì)，年仅 28 岁， 遗有一妻(yīqī)一子，子仅 8 岁，名叫施忆良——回忆良渚。2025年6月6日，施忆良去世，享年94岁。 董聿茂后来写下《我所知道的施昕更(gèng)(gèng)先生》，我们(wǒmen)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的过程，以及《良渚》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大部分来自董聿茂的描述。 马磊没有董振一的(de)联系方式，采访那天(nàtiān)，讲到董伯伯的油画，她突然想到了“阿东”。 1999年，王卫东在(zài)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他决定根据(gēnjù)这张董聿茂的人物形象，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后来(hòulái)进入自博工作，现在专攻自然油画。2012年，他出版了“人与自然”作品集，第一张，便是董聿茂。创作时，他加入了两件原本(yuánběn)合影里没有的物品(wùpǐn)：显微镜和大龙虾。 归来报国——中国甲壳动物研究(yánjiū)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huì) 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他是我国(wǒguó)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1986年，88岁，完成了(le)《东海(dōnghǎi)深海甲壳动物》的编著任务，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研究的空白；1989年，91岁，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zhì)八卷本《浙江(zhèjiāng)动物志》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汪宝永是董聿茂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zuò)董先生的助手。那时，董聿茂已经80多岁，给他开了“甲壳动物学(xué)”这门课，几乎(jīhū)每天(měitiān)在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tú)，他画完一张实物图，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很多次，反复修改后才定稿，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更久。 “你知道(zhīdào)那部讲施昕更的话剧吗？” 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他(tā)突然问。 “你觉得(juéde)好不好看？我哥哥演的董聿茂。他叫王向东，是良渚博物院(bówùyuàn)的志愿者。” 董聿茂家庭合影，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zhàopiān) 董振一看着王卫东(wángwèidōng)手里的这张照片(zhàopiān)，那时候他四五岁，全家去了杭州大华照相馆，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 晚年，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解剖镜和盛满标本(biāoběn)的大大小小的瓶子(píngzi)，几乎(jīhū)成了实验室，走也走不(bù)进去。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 他常想起的，还有另(lìng)一张(yīzhāng)老照片，爸爸穿着长靴，背着猎枪，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很帅。 很多人回忆里的董伯伯经常说一句话：钱要花在刀口上。韦植说，董伯伯来馆上班，中午自己带饭(dàifàn)，常是盐鸭蛋一只，开水一杯(yībēi)，但馆里仪器(yíqì)和设备的添置上，显微镜、解剖镜、幻灯机、照相机都是蔡司、莱卡等名牌(míngpái)，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 “他(tā)不是奢侈，而是为了更好地收集资料，工具一定要最好的。”董振一说(shuō)。 1956 年工资改革时，浙江省(zhèjiāngshěng)教育厅把张宗祥(zhāngzōngxiáng)（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董聿茂定为(dìngwèi)业务一级。董先生说：“阆公（张宗祥）是国学大师，他当教育厅长时我还在中学读书，不可(bùkě)与他并座。”只肯拿二级工资。 故事(gùshì)未完，请点击阅读下篇